《欢天喜地迎幸福》贺生福
说起年味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小时候家乡过年的味道。至今我清晰地记得四十多年前过年的情景。当时我家在松花江畔一个叫大亮子的小渔村，一进腊月，村里浓浓的年味就随着各家各户的炊烟飘出来了，那是家家淘黄米蒸粘豆包的味道；整个屯子一到腊月家家都开始淘黄米、熬糖稀。不管进了谁家，房檐都挂着长长的冰溜子，一开门，外屋地就冒出一股蒸气，只能听到说话声，半天看不到人。里屋炕上放着两个大盆，一盆是发酵好的黄米面，一盆是用红小豆做成的馅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唠家常一边包豆包，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。人口多的家庭蒸出的粘豆包装满大缸放在冷仓里存放着，一直能吃到二月二。
那时虽然都很穷，但到过年，谁家都或多或少地置办点年货，比如瓜子、糖块、冻梨、冻柿子等都是必备的。一到年跟前平时冷冷清清的供销社就开始热闹起来，人们走马灯似地进进出出、络绎不绝。有时本屯子供销社年货缺了，就到别的供销社去碰运气。记得有一年，为了买冻梨，矮小的我骑“掏裆”跟着大人们顶着寒风跑了好几个村屯，才如愿以偿。回来时，不但小脸冻伤了，裤脚还被自行车链条磨破了好几个洞。冻梨，熟称“冻秋子梨”，是东北一大特色，最受欢迎了。尤其是吃完年夜饭，用冷水缓上一盆，透过即将脱落的冰碴咬上一口，清冽酸甜味道直达心脾，凉爽得让人呲牙咧嘴地欢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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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父亲一到快过年了，就说：“年来到，年来到，姑娘添花衣，小子放鞭炮。”这也是童年的我憧憬过年的最大盼头。母亲自然一到这时就会给我和妹妹扯上一身新衣服。所谓鞭炮，也就是一角多钱的响小鞭炮，买上两盘，一盘三十晚上下饺子时放，一盘留给我慢慢享用。我当然舍不得一下子都放完，就拿个香火头，一根一根地拆下来单放，一盘小鞭炮，能把自己哄得高兴好几天。那时，平常人家无论大人小孩穿的衣服几乎没有不带补丁的，能穿上新衣服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情了。记得有年春节母亲给我新做了一条棉裤，比原来的棉花多了一些，走起路来腿就不会打弯了，还四处显摆。结果被屯东头一个家境更不好的“三斜楞”小孩儿，按在雪壳子里狠狠地揍了一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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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苦劳累了一年，三十晚上吃顿饺子是必不可少的，要是谁家年夜饭桌上有个炸花生米、虾片之类的东西，那就是稀罕物了。有条件的家庭，过年还要杀年猪。东北人好客，杀猪当天必请帮忙的人和左邻右舍老少爷们吃顿杀猪菜，把猪身上的东西吃个遍，但最受欢迎的还是蒜泥白肉和酸菜炖五花肉血肠了。大多数家庭杀猪后除了留下一角过年，其余的要么卖掉换钱，要么炼成大油平时炒菜用了。只有个别家庭不卖的，把剩下的肉冻在窗户下，上边浇上水冻成个小冰山，既防盗又保鲜，猪肉能吃到季节开化。寒冬腊月的东北就是天然的大冰箱啊！
扭秧歌是东北农村过年的重头戏。一进小年，屯里自发组织的秧歌队就“呜哇呜哇”地扭上了，一直扭到正月十五。有的一家老小齐上阵，就连豁牙漏齿的老太太也叼着大烟袋挤进了秧歌队伍。人们踩着欢庆喜乐的鼓点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腰身，是那样的忘情和陶醉，仿佛把整个小屯的精气神都扭动起来了，使那段苦乐年华充满了希望与激情。现在，家乡早已脱离贫困，日子也越过越好了。但过年的风俗依然没有改变，在我心中，过年，还是故乡的年味最香、最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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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朱智启
图片由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提供
刊发于《青海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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